2020年5月30日，美国宣布将加入七国集团（G7）“人工智能全球合作伙伴组织”（GPAI），力图以霸权力量主导形成不利于中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并通过污名化手段强行逼迫中国改变发展路径，限制中国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这是继2019年《布拉格提案》之后，美国再度与美欧及日韩等国发起的典型打压我战略性技术发展的“攻守同盟”，并正积极寻求将印度、新西兰及欧盟多国纳入其中，以期形成更大规模的对华高技术“孤立势力”。美国此举意味着高新技术领域的发展问题已彻底政治化，美国未来或将动用更多政治手段、联合更多政治同盟对我实施更大力度的技术打压，相关动向值得我高度关注。
一、GPAI组织概况
GPAI成立于2018年12月，最初由法国和加拿大牵头建立，旨在促进全球形成对于人工智能发展和应用的共同价值观，使其符合“人权、包容、多样性、创新和经济增长的原则”，并通过发布相关政策指南，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应用予以规范。
GPAI聚焦于人工智能对经济、就业、隐私和安全的影响，目前已成立巴黎中心和蒙特利尔中心（两个中心）；由各国部长组成的领导委员会、指导委员会、由公共和私营部门专家组成的“多利益相关方专家委员会”（三个委员会）；以及创新和商业化、负责任的AI、数据治理和未来工作等四个工作组，以支持、监督和开展人工智能相关治理准则的研究制定及适用执行。截至目前，GPAI已吸引G7所有成员国及韩国的加入，并在积极寻求印度、新西兰及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共同参与。
二、美国加入GPAI的原因及对我影响
GPAI成立之初，特朗普政府曾以“过度监管会阻碍美国人工智能创新和相关公司的发展利益”予以拒绝。但随着G7除美国外所有成员国的相继加入，美国政府意识到即便不参加该组织，美国的科技公司也无法避免受到相关政策和法规的约束，转而于近期选择加入并成为规则的制定者之一。
美国白宫首席技术官迈克尔·科雷特西奥斯（Michael Kratsios）在美国加入GPAI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美国加入GPAI的目的是“推动建立一套共同的民主原则，来对抗中国利用‘扭曲的技术’威胁公民自由的行为”，并发布了“中国在疫情期间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建立健康码，跟踪公民并打压批评言论的行为违反了美国及其盟国的价值观”“让中国的人工智能发展规则得到全球适用，就像20年前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一样是个严重的错误”等一系列歧视性、污名化言论。从科雷特西奥斯的言论中可以看出，美国加入GPAI并不是为了达成“促进人工智能技术符合伦理准则”这一冠冕堂皇的宗旨，而是试图以GPAI组织为抓手，凭借其政治霸权制定不利于中国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规则，迫使中国改变发展路径，其根本目的在于对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予以限制和孤立。
值得警惕的是，自特朗普上台以来，美国政府一边“退大群”，一边“建小群”，对中国战略性技术领域的发展推行以污名化进行责任强加、以高关税进行成本强加，以新规则进行排除孤立的战略举措。其已与世界多个主要经济体达成的《布拉格提案》、“日美欧数据贸易圈”，以及正在推动的“经济繁荣网络联盟”“D10民主竞争搭档俱乐部”等，都使我国大数据、人工智能、5G等信息技术领域发展的外部环境面临严峻挑战。可以预见，随着中美科技博弈逐步白热化，美国将进一步发力构筑对华孤立、围堵、压制的“攻守同盟”，量子能力、基因编辑、数字货币等更多战略性技术领域的供应链安全、伦理规则等议题或都将成为美国对华打压的有力抓手。
三、对策建议
面对美国意图联合盟友对我战略性技术进行全面打压的新趋势，我宜以包容互利为导向、以多方协作为抓手、以科技创新为驱动、以安全稳定为保障，做好充足的政策准备，积极破局。一手巩固国内战略性新兴产业蓬勃发展基本面，一手稳住友好开放的国际发展环境基本盘，化危机为转机，开拓新时期科技突破、产业发展、全球合作的新局面。
（一）保持高度警醒，做好长期应对外部环境严峻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
美国国务院最新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中明确提到，美国对华政策已从“接触”转变为“竞争”。在此背景下，美国为保持经济、科技领域霸主地位，压制中国发展崛起，将继续深化执行“去中国化”与“成本强加”的策略，强化对华孤立、鼓动全球化收缩。在此情况下，我应坚持底线思维，保持战略警醒。密切跟踪美国在数字通讯、生物医药、物联网、人工智能等若干重大科技领域对我进行合围打压的战略动向，做好形势研判和具体领域科技安全风险评估。
（二）拧紧产业安全阀、备好政策工具箱，全力保障我战略性新兴技术产业发展利益，增强海外风险抵御能力
战略性新兴技术产业是决定中国未来的胜负手。经过中美在该领域一段时间的“博弈”，美方最具杀伤性的打压手段已经充分显现，包括：专利封锁、人员制裁、经贸孤立、核心零部件/原材料断供、国际资金（美元）断流、恶意诉讼、天价赔偿等，我宜针对美方制裁手段下我暴露出的弱点和风险点进行战略部署。一是在国内层面实施更加积极的政策保障，继续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环境，继续加强鼓励创新的制度保障，攻克“卡脖子”技术和“卡脑子”问题，加强产业自主可控。二是将战略性技术产业供应链安全上升至国家安全高度，建立事关国家安全和重大发展利益的关键产业链的安全管理体系和政策支持体系，防止产业链发生中断或大规模外移。同时，依托“一带一路”等既有的双多边机制，同有关国家共同推进供应链安全互认等机制建立，构建“供应链共同体”。三是以国际视野仔细谋划反制外部打压手段的政策工具，尤其是涉及国际经贸争端中的法律问题，要针对性推出既符合国际规则、又符合我国利益的法律条款，为我国企业及相关单位进行阻断、抗辩、反诉提供充足的法律依据，拧紧战略性新兴技术产业安全阀，提高海外风险抵御能力。
（三）讲好中国故事、做好国际贡献，尽最大努力消除误解，增进互信，营造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
由于美凭借其舆论主导权在国际场合对我常年进行肆意抹黑，我国近年来战略性新兴技术产业发展不断受到国际上的高度关注和激烈讨论。尤其是其借此次疫情对我供应链安全、数据隐私等议题变本加厉的恶意污化，更使得国际社会对我国技术、产业政策误解加深。因此，当务之急是与各国加强政策沟通，消除误解、建立互信，为疫情后新时期战略性新兴技术产业发展构建友好的外部环境。建议以此次疫情为契机，进一步同欧洲国家及日韩等我周边国家加深合作，以我战略性新兴技术产业优势助力有关国家做好抗疫和经济复苏工作，同时深化科技领域交流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发展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