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文采: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原地矿部地球物理地球化学勘查研究所所长，中国大陆科学钻探工程副总指挥，中国地球物理学会常务理事。
以发展地球物理反演理论系统为研究核心，并致力于将此理论应用于地壳上地幔研究、油气与矿产勘查及重大建设工程基础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出版专著7本、论文180余篇。
运行模式、管理机制、项目申请、经费划拨、收入分配、人才评价……中国科研体制改革牵扯的问题纷繁芜杂且由来已久，可谓“牵一发而动全身”。科研体制改革从提出到实施已有很长一段时间，究竟实施的怎么样？改革过程中面临哪些问题？这些问题又将如何破解？针对这些问题，本报记者日前专访了长期关注科研体制改革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员杨文采。
记者:我国的科研体制改革从上世纪80年代确立改革意识，探寻发展道路，90年代深化改革，逐步发展，到新世纪以后的创新思路，跨越式发展，科研机构的运行机制已发生重大变化。您如何看待科研体制改革这30年来的变化？
杨文采:科研改革最大的进展表现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尤其是基础理论研究，已经完全进入了轨道。从三个方面可以看出，第一是科研的经费得到了比较好的满足，建立了一批很好的基础研究基地。第二是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得到了比较好的循环，特别是基础研究的评价机制。可以说，基础研究的评价体系做到了基本客观，把我们国家基础研究的成果放到世界基础研究的大格局中来评价，这一步走得很对，也很成功。因为对于基础研究来说，发表学术性的论文是关键。首先必须得有论文发表，其次更重要的还要看发表的质量。很显然，在对研究水平的评价准则上不能只看数量，更重要的是看质量。研究成果必须在国际性的期刊上发布，由全世界同行来评价。基础研究必须做到客观、精确，不能带有其他功利性的目的。第三是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在我国科研人员当中逐步深入，加深了人民对科学精神的认识。目前，基础研究的运行机制虽然还不够完善，但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记者:您提到运行机制不够完善，具体表现在哪些方面？
杨文采:最重要的表现就是基础理论研究与生产力提高脱节，应用研究发展缓慢。当今世界，高新技术发展迅猛，并迅速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经济与科技的结合日益紧密。经济繁荣不仅取决于资源、资本的总量和增量，而且直接依赖于技术知识或有效信息的积累和应用。市场需求对研究开发的导向作用不断增强，科研机构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能力和面向市场的自我发展活力显著提高。但在我国，科研与经济发展脱节、科研活动游离于经济和市场的状况还未从根本上得到解决。我们要认识到，科学不直接促进生产力的进步，而是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间接地推动生产力进步的发展，因此，如何将科学技术转变到生产力，是整个科研运行机制的关键。我认为，科学技术主要集结在人脑里，将技术转化为生产力关键在于人才流动的方向。基础研究，我们走在了前面，培养出了一大批具有丰富知识的人才。现在政府要做的是要把这些人才引导到生产一线去，现在我们没有这个机制，也没有相关的政策。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国家现在很多大学生、研究生毕业后，没有去创业，这就不能带来生产力。这里面有很多客观的因素，他们没有条件，没有资金，没有资源，所以不愿意冒这样的风险。
记者:您的意思是科学知识与生产力之间的转化是脱节的、缺少沟通的桥梁。那具体地说，您认为怎样才能有效地将知识转化为生产力？
杨文采:基础研究并不能直接增加国力，只有把基础研究转换到应用研究，才能推动科技进步。科学技术主要集结在人脑里，最好的循环是，要鼓励大学生和有知识技术的人办公司创业，让实践经验、社会积累与科学知识相融合，当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以后，大学再把创业公司老总聘用回去，教出下一代学生，这就形成了科学知识与生产力之间良好的知识循环。知识变成为生产力的循环能否建立，是我国科学和技术水平同时走向世界前列的关键。归根结底，创业是将知识转变为生产力的关键。
记者:我听到很多声音是对我国现行的科研管理体制表示质疑，比如说经费管理模式，项目的审批运行机制等等。现在科技投入资金是越来越可观，但是科技产出却比较低。你怎么看待高投入和低产出的这个问题？
杨文采:的确有这样的问题存在，比如说科研经费使用效率低。相关管理部门互不配合，各自制订计划，直接从财政部获得独立预算，这就导致了科研人员很多时间都花在跑项目和应付评估上，影响了科研成果的质量。比如说经费管理体制欠缺公平公正，官员既管经费，又管项目；既是出资人，又是“经营者”，容易造成决策不当、资源浪费乃至腐败滋生。再比如说科研经费的分配透明度较差，一些科研单位或者机构的领导往往都掌握着部分国拨经费的分配权，即使名义上拨到下属单位用于支持创新的经费，事实上也被各个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所支配，容易出现凭自己判断或意愿支配资金的现象。研究经费虽然逐年增加，但由于资金分配不合理，致使少数人占有着大量科研经费，非常不利于发挥广大科技人员的积极性。我想，要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必须从制度和机制上加以约束，使各方面各就其位。比如说掌握资源的人不应该当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要当具体使用资源的专家。这样才能从制度上来防止科研资源无效率分配的现象产生。其实很多制度设计之初是好的，但执行时间久了就容易被钻空子。
记者:现在学而优则仕、仕而优则“学”的“官”“学”错位的怪现状屡见不鲜。许多人在质疑“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否可以看成是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特别是管理评价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后果？行政与学术，界限在哪里？
杨文采:这是科研评价激励机制不合理造成的。现在是“将才”一出成绩，就要被提拔当所长、院长、校长。这个我体会最深，我原来只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后来被提拔为所长，当了两年，感觉实在干不了分人、分钱、分物的事情，就提出了辞职。现在很多研究机构的领导都是由优秀的中青年担任，但是由于处于管理者的位置，繁忙的行政工作使他们难以潜心在实验室脚踏实地做研究，也就逐渐脱离了科研的第一线。“小荷才露尖尖角”就要当官，这样会扼杀一批学术前景很好的科学家。科研工作者和科研管理者应该分为两条不同的序列，制订不同的激励机制，管理者工作做得好，就应该按部就班提拔；而科学家取得成就，就以其他方式提高其科研条件、生活待遇等。对于具有潜力的青年科学家，应为他们创造更好的条件，充分发挥他们的潜力，而不要过早任命其担任行政职务，以免耽误他们宝贵的精力。不能因为科研干得好，就拿封官来奖励科学家，也不能以学术成果多少和职称高低，来考核评价行政管理者。
记者:这种“学”“仕”不分的现状体现了深化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性，只有进一步改革才能创造和谐稳定的科研环境。那您认为改革应从哪几方面入手？
杨文采:改革需要好几代人的共同努力。首先，科技成果转化需要新思路。这也就需要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问题进行重新认识，创新高校参与产学研结合的体制。政府要加大对技术型人才创业的扶持力度，建议结合当前城镇化建设，鼓励技术型人才到中小城市创业，给予优惠待遇，让年轻的一代站到自主开发的主战场上去。第二，加强应用研究，科研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第三，科研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要细化，管理要分科，对不同类型的科学研究要制订不同的管理办法。像基础科学研究和应用研究，要分开办法来管理。完善评价体系，加强分类管理，净化学术空气，改进资助方式等目标，需要扎实推进。第四，要优化国家资源分配。项目评审程序要公正，要有制约和监督机制，科研立项要公开透明，专家名单和评审结果要向社会公布，并加强对项目的后评价，不断完善科研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