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40年，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绩，多个重大工程项目带动功能效益，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在保居民就业、稳经济增长上挑大梁，更要发挥投资对优化供给结构的关键性作用，在高质量发展上有大作为、新作为。
今年以来，“新基建”成为经济领域的高频热词，从中央到地方密集部署实施。2020年2月3日至3月4日，中央层面5次部署与“新基建”相关的任务，紧接着政府工作报告强调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其中，“两新”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即“新基建”）和新型城镇化建设；“一重”为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官方首次提出这一概念始于2018年12月19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定义为“新基建”。
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形势好转，经济建设成为年内重心，大力发展“新基建”该从何处发力？
新产业革命之门已开
何为“新基建”？日前，国家发改委明确范围，新基建是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以技术创新为驱动，以信息网络为基础，面向高质量发展需要，提供数字转型、智能升级、融合创新等服务的基础设施体系。具体包括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等3个方面。
在本次疫情期间，新基建成效初显，以数字化、人工智能和数据中心为代表的“新基建”发挥了重要作用。“无论是政府决策部署，企业复工复产，还是居民日常生活，都已离不开数字化基础设施，比如政府借助在线政务服务平台开通疫情防控专题，提供健康码、在线门诊、口罩预约、复工申报、出入登记等服务；企业借助远程办公软件，实现了员工居家办公、云视频会议等线上工作场景；学校通过直播教学的方式保证学生在疫情期间正常学习。”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这些以新型基础设施为“土壤”的科技应用，有力地帮助中国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作为应对经济下行、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手段，“新基建”为社会各界所期盼。
“当前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新基建’的发展，对拉动内需，做好‘内循环’，促进‘双循环’都有积极作用。”在中国人民大学助理教授王鹏看来，大力发展“新基建”立意深远。
今年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当前经济形势仍然复杂严峻，不稳定性、不确定性较大，我们遇到的很多问题是中长期的，必须从持久战的角度加以认识，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内循环’或将成为十四五期间中国经济发展最重要的战略方向。”王鹏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
基础设施是国民经济运行社会发展的基础，特别是重大基础设施不仅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作用，还具有战略性与引领性作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魏际刚在接受《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为核心特征的新产业革命，正在突破人类自身局限与资源环境瓶颈，大大增强了可持续发展的能力。“构建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建设，关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产业强国建设，关乎国家综合国力、竞争力、军事能力和地缘政治，是推动中国未来工业化、城市化、数字化、全球化、市场化的重要力量，是引领未来发展的重要因素。”
魏际刚认为，中国要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建成现代化强国，必须深度参与甚至引领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如何牢牢把握时代之机，研究制定新产业革命战略，全面引领产业变革，是当代中国的一项重大课题。
一“建”带动百业
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动政府职能由基础设施的建设者转向建设推动者和参与者，从国际视野看，基建在各国都在进行。
新加坡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精打细算，注重规划。新加坡政府将大量资金投入到各项基础设施的建设中，特别是投资量大、投资回收期长、资金周转慢的公共基础设施，包括港口码头、机场等交通设施，水电电缆设施，工业区设施等，如今樟宜机场成了全球飞机起降架次最频繁的空港，吉宝港成了货物吞吐量排名世界前列的集装箱货柜码头，众多先进、完善的基础设施为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基建本身就是一个逆周期调节，在经济周期下行时通过政府主导的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抵御经济衰退的风险，能够增加就业，提高居民收入，并且基建也具有投资规模大、外部效应强等特点，有助于重振市场信心，为今后经济的大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1993年，克林顿政府推出了“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工程计划。在当年，这个计划无疑是很大胆、很新潮的，因为当时在人们眼中的基础设施，无疑是电网、路网、水网、燃气网这些与人们普通生活息息相关的基础设施。彼时，信息通信业在我国还处于一片朦胧的阶段，但正是这个计划，铸就了美国随后几十年里在世界互联网领域霸主地位，也拉开了波澜壮阔的全球互联网革命的序幕。
据当时美国政府预计，到2007年即美国建成信息高速公路之际，国民生产总值将因信息高速公路建成而增加3210亿美元；实现家庭办公等将减少铁路公路和航运工作量的40％；劳动生产率将提高20％至40％。
但是，美国政府远远没想到，未来因信息产业上下游相关的很多企业，在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上崛起，造就了难以想象的财富。而一些互联网巨头，每一家的市值，都逼近甚至超过当初预估的3210亿美元。
“建设、建设、建设”，当英国正式进入经济重启阶段，首相约翰逊高喊起了口号。
2020年当地时间6月30日，约翰逊在英格兰西米德兰兹郡发表演讲，正式宣布一项旨在刺激疫后经济复苏刺激的“新政”，将重点放在创造就业和基础设施建设两大领域，发展基建涉及50亿英镑的投入。
这50亿英镑中有15亿英镑用于医院维护和建设、改善急诊室服务；1亿英镑用于29个路桥建设；1.42亿英镑用于全国100个法院的数字化升级；1.43亿英镑用于监狱、少管所和临时拘留所的维护，同时创造数千个高薪高技能工作岗位。这些项目全部将于今年内展开。
当经济发展到今天，越来越多的产业人士开始认识到，“互联网＋”是伪命题，“＋互联网”才是真趋势。织一张大网将汽车、核电、航空、制药等特征完全不同的行业全都连接起来，只能是各行各业通过自身的数字化和信息化转型，完成科技的赋能。
王鹏表示，在疫情期间，在线医疗、云办公等服务需求激增，数字化转型方式正在逐渐被人们所接纳，符合大家日常生活需求，带来便利性，这种新业务、新应用的大量涌现，也反映出人们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从物理性延伸到虚拟网络空间，构建线上线下等多种应用场景。新基建利于活化经济，提升经济发展韧性，通过这种创新带动产业发展的模式，构建全新产业发展方向，未来利于向数字化经济转型。
新一轮基建伴随着创新，新的产业也应运而生。国家发改委高技术司司长伍浩介绍，新基建共包括三大领域：一是信息基础设施，如以5G、工业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二是融合基础设施，如智能交通、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三是创新基础设施，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等。
老基建“老当益壮”
新基建不仅自身拉动经济，也会带动上下游相关行业增长。和传统基建侧重需求端不同，新基建最大的意义可能在于供给侧“做加法”，提升经济供给能力，进而促进更多的投资与消费需求，从而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
与新鲜出炉的“新基建”相比，传统基建是老话题，但新型城镇化和重大工程建设依然是稳投资的主力军。去年我国交通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就达3.25万亿元，而通信业基础设施投资仅约为其1／10。再举个今年的例子，以建设大数据中心闻名的贵州，583个重大工程项目4月集中开工，传统基建与新基建的投资额之比约等于5∶1。“老基建”在投资规模上依然“老当益壮”。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投资室主任、研究员张明曾预测，今年下半年基建投资一定会发力，这个过程中传统基建和新基建会双轮驱动，成为短期内稳定中国经济增长必不可少的力量。
基建，不论新老，都是公共用品，新基建，不应异化为资本狂欢、地方竞标赛。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嘉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达这样的观点：新基建上马也好，老基建“补短板”也好，不是轰轰烈烈、一股风而上的，而是水滴石穿的，从基层微观个体的切实需求开始的。
“基建投资到今年6月份累计同比增速还没有转负为正，但是今年如果中国经济想有3％的增长，全年的基建投资的增长必须要到两位数，要到正的10％以上。”张明对《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表示，投资方面，中国的固定资产投资分为三大块，制造业、房地产和基建。因内需、外需比较低迷，制造业投资的回暖将非常有限，在“房住不炒”的政策定位下，房地产投资的回升也是比较有限的。
“新基建”“扩乘数”的同时，传统基建仍是“稳投资”主力。被视为基建“晴雨表”的挖掘机，6月销量增逾六成。此外，水泥出货率环比回升、6月社会融资增量超预期等信息也均表明逆周期调节下传统基建开始发力。
避免财政金融风险
据《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有20多个省区市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及新基建。而在各地发布的今年重点建设项目中，新基建的占比有所上升，发力新基建动作明显。
广州将新基建写入今年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并对外宣布236个、总投资近3700亿元的“新基建”重点项目，围绕5G、人工智能等在海珠琶洲地区打造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试验区，目前启动了首批新基建项目。
北京新基建方案则显示，3年内将着力打造20家左右智能工厂，铺设网联道路300公里，实施30个重点任务，基本建成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新型基础设施。
上海也不甘示弱。上海版“新基建”提出，全力实施“新网络”“新设施”“新平台”“新终端”四大建设行动，未来3年实施48个重大项目和工程包，预计总投资2700亿元。
2020年度福建省公布的数字新基建项目52个，总投资72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286亿元；江苏加快建设5G、大数据中心、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等，今年新建5G基站5.2万座，完成相应投资127亿元。在其他地方，对新基建项目的布局略有不同，但无不围绕“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创新基础设施”展开。
近日，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陆续公布了今年贵州全省新型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绩单”。截至6月末，全省通信光缆总长度达125.1万公里，同比增长22.2％，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11.6个百分点，比1月－5月加快2.8个百分点；5G基站累计达7096个，比上年同期增长14.5倍。上半年，全省新增57个30户以上自然村通4G网络，累计通村率达95.3％，比1月－5月提高0.1个百分点。
随着“新基建”在疫情防控中作用逐步凸显，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的浪潮已势不可当，无论是一级市场还是二级市场，很多投资者都已摩拳擦掌、跃跃欲试。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贺俊向《经济》杂志、经济网记者提到，以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型基础设施与过去有所不同，不仅其主导企业和主导商业模式尚未出现，即产业组织结构发展仍处于高度动态阶段，且其主导的技术架构尚未形成，承载底层技术的核心零部件的专用性强、通用性差。这些都决定了新型基础设施仍然面临极大的技术不确定性和市场不确定性。
“如果通过财政政策或产业政策人为加快相关产业的投资和产业化，必然导致极大的财政金融风险。”贺俊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基础设施投资政策的重点不应是激励地方政府、企业进行大规模的投资，而是要根据技术成熟度的发展把握好投资节奏，并将政策集中于鼓励地方政府、企业开展多样性的技术路线和商业模式探索，在多样化的竞争中不断催熟主导技术、主导商业模式和优势企业，并在条件成熟时加快投资激励强度，促进微观投资主体加快投资节奏，加大投资规模。
盘和林表示，“新基建”必须要做好新的战略规划。今后各地政府在加大“新基建”投资力度的同时，应当充分了解不同类型新型基础设施的内涵和联系，不能简单地认为只要是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就是好的，要注重结合当地的实际发展水平，既要发挥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协同作用，也要避免过度投资和重复建设的问题。
“‘新基建’要引导社会资本共同参与。新型基建设施的建设离不开中央预算和地方财政投入，但仅靠政府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政府部门应当发挥产业引导基金、PPP项目等的优势，吸引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参与，让市场充分发挥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拓宽新基建的融资渠道。”盘和林如是说。
总而言之，抗击疫情只是“新基建”在实际经济生活中运用的冰山一角，未来的经济发展必定离不开新基建的保驾护航。可以预见，在未来的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基础设施的作用不仅在于为企业主体实现数字化发展提供支持，而且还能成为培育新产业、新业态的土壤，为经济发展提供不竭的动力。